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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版“钢琴诗人”傅聪:钢琴家不只是光彩的手指

  傅聪是走过时间的人,步履匆促的大半生凝铸他一脸淡然的神色。现年77岁的傅聪自小习琴,1954年前往波兰留学,次年夺得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“玛祖卡*佳演奏奖”,亦成为首位在国际钢琴赛事上获奖的华人。四年之后,傅聪为艺术出走英国,一时间哗然。父母离世,异乡,情感受挫,他将这些生命赐予的磨难一一融入音乐,与一个世纪以前同样命途多舛、颠沛流离的作曲家肖邦似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默契,尤其是他对玛祖卡舞曲的精湛演绎更令世人折服,因而被无数评论家和同行盛赞为“中国籍的波兰人”,“中国的萧邦”。从他只言片语中流露出的对于坎坷生命超然物外的态度,我们看到的,是一个始终忠于音乐的高贵灵魂。
  多人对傅聪的印象还停留在《傅雷家书》,然而他如今已是老者,有两个儿子,尽管成长在音乐世家,但他们都没有选择练琴这个“苦差事”,甚或会嘲笑父亲是一个“funny fellow”(怪老头)。
  傅聪说:“大多数人,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的快乐,这个世界难以进入,更难以脱开。”
  数十年来,“钢琴诗人”傅聪始终被认为是肖邦作品的*佳阐释者之一 。
  傅聪先生已是一个老人。他靠在沙发上,静默,吸着烟斗,微微喘着气。
  弟弟傅敏说,兄长白日练琴至天黑,睡了一觉,刚醒来。一群记者围坐着,不敢出声。此前大家都听说了,老先生向来不喜欢接受采访,尤其不喜欢谈《傅雷家书》,因此不免有些惴惴。
  在国人印象中的傅聪和真实的傅聪之间,也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。在《傅雷家书》中,傅聪韶华当年,意气风发;如今的傅聪,则是一个儒雅的绅士,是董桥笔下心仪 的老派文人——在我们见面的那天晚上,他手持黑色的烟斗,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棉衣,丝绸长裤和布鞋自然也是黑的;黑色的头发梳成清爽而一丝不苟的发型,倒是两抹长寿眉有些灰白,在眼角处转个折,垂了下来。
  只有那伴随他几十年的半指手套,提醒人们他内心到底有多年轻——1972年, 傅聪在奥地利音乐会前夕摔断一根手指头,此后一直患有腱鞘炎。为了保证血液流通,傅聪需要常年戴着手套取暖,即便在演出时也要戴着。“我现在好像不戴手套都不会弹琴了!”他笑着说。
  2010年12月,他加盟国家大剧院“纪念肖邦200周年诞辰”的系列音乐会,并担任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——那是他自1985年之后,25年来出现在该赛事中。
  本届大赛的冠军尤里安娜·阿芙蒂耶娃恰好是傅聪“大师班”的学生。对此,老先生难掩一丝得意:“我相信,我还是尽了一份力的!”
  父亲傅雷曾要求傅聪,一定要“先为人,次为艺术家,再为音乐家,终为钢琴家”。如今傅聪年逾古稀,却自谦道:“我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,可是,如果自称是一个艺术家或钢琴家,我觉得是夸夸其谈,自己还没有资格这样说。”
 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就将傅聪列为封面人物。盛赞其为“当代*伟大的钢琴家之一。”傅聪则说:“我那一代得人,可以说是有家学,如果说我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,可能就在这里。”
  1934 年,傅聪出生于上海。起初父亲想让他师从黄宾虹、刘海栗等巨匠习画,但见其对古典音乐有着近乎天赋的敏感和喜好,遂改而令其学琴。在《傅雷家书》中,读者可以看到傅雷教子的严苛——为了保证傅聪每日数小时的练琴时间,傅雷把儿子从小学“撤回”,专门延请名师在家中教其英文、数学等科目,至于国文一科,则由自己亲自选编教材,与以教授。钢琴方面,先是请老朋友雷坦当启蒙老师,接着在傅聪9岁的时候,令其拜李斯特的再传、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。傅聪至今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,那是因为小时候练琴走神,结果傅雷顺手就拿了一个碟子朝他扔了过去,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,可见管教之严。
  1948 年,由于时局动荡,傅雷一家曾迁往昆明,直到1951年,17岁的傅聪才重新拾起了终断3年的琴艺,从此终生不渝。他自嘲“这样的年龄(学琴),真是前无 古人”。但他4年后的成功,证明年龄之说的虚妄:1955年3月,代表中国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傅聪名列第三,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。尤为难得的是,他还斩获了肖邦作品中演奏难度*大的“玛祖卡”*佳奖。一个东方人,竟然如此贴切而深刻地再现了“肖邦的灵魂”,以至于演出结束后,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波兰观众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,“拥抱我,吻我,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;许多人声音都哑了,变了,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,甚至‘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’?” 此后的数十年,傅聪始终被认为是肖邦作品的*佳阐释者之一,被称为“有分量的巨匠”“钢琴诗人”。
  然而,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,傅聪之为人所知,并非因为他的琴艺,而是因为《傅雷家书》。
  1954年,傅聪留学波澜,从此与父亲开始了长达12年的书信往来。傅雷在次年4月的一书,“不是空唠叨,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(聊八卦)”,而是把儿子当成了谈论艺术的对手,同时也借此训练儿子的文笔、思想,并随时给儿子做一面“忠实的镜子”。
  1981年,傅雷次子傅敏将百余封家书选编出版,一时间震动海内。但对于当事人来说,那些家书无疑超出了谈艺录乃至琐碎的人生教条的意义,而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意味。 在那12年中,傅聪由弱冠之年远赴重洋,中间经历了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“1958年傅聪叛逃英国”“1964年傅聪加入英国籍”等中国风波和事件。在某种意义上,那些家书更是傅聪羁旅英伦20余年,傅雷念兹在兹的遗书——1966年9月3日,自“反右”以来一直遭受不公正待遇和的傅雷,与夫人朱梅馥一起自尽。直到11月,傅聪才得知父母的死讯,可谓“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”。
  1977年,傅聪在朋友的帮助下,给时任副的写信,表示回国探亲的恳切心情。1978年12月,批示:“傅聪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,由文化部办理。”自此,傅聪才真正得以重归故里。
  1979 年4月,傅雷夫妇得到。但是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家庭都是傅聪不忍提及的话题,《傅雷家书》更是不忍重读,因为一看到那些文字便会泪流面满。他曾经对记者说,“我有一个朋友,他的祖父去世前,曾在一本宋词集的扉页上,给他留下过几句话。在他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,他只要翻到那里,必定会痛苦。那么你想想,当一个孩子看到整整一本情真意切的书信,而写这些信的人却已带着那么多遗憾和痛苦离他而去时,他会是怎样的感受?”
  直到最近几年,他才稍微自我安慰说:“假如放在身边偶然看到,我会去翻一翻。但是,《傅雷家书》在我心里头,我何必一定要去看呢?”
  即使是成名之后,傅聪也一直保持着苦修者一般的练琴强度。每天上午10点半练琴至下午5点,中间不吃午饭,只为了让琴声连贯。到了演出前的一两天,更是要保 持8到1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。夫人卓一龙就经常说他:“哪有这么练琴的!练琴应该有所保留,不要全部拿出去。”
  “可是对我来说,每天要达到我认为的**才可以,所以每次都是全力以赴。” 其实,卓一龙自己也是一个钢琴家。傅聪家里有5架钢琴,现在只有夫妻两了。“我们各自有琴房,平时只在早晚吃饭时见面,家里有佣人,杂务都不必操心。我夫人有时做些园艺,她那片玫瑰园就在我琴房的窗下。”傅聪说。他们疏于社交,也极少出席名流宴会。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,夫妇俩才会一起出门,开上20分钟的车道牛津大学校园散步。
  他的两个儿子成长在这个音乐世家(长子是与第*任妻子、大音乐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所生),但都没有选择练琴这个“苦差事”,他们甚或调侃父亲是一个“怪老 头”。但傅聪说:“我对名利看得很淡,钱后面加几个零,对我来说是很空洞的事情。在音乐乃至音乐之外,天天学到一点新的东西,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。”
  最近几年,傅聪受上海音乐学院的邀请,每年抵沪教两个月的“大师班”,学生中既有小、中、大学生,也有也已成名的钢琴家。他发现,“小学、中学的学生非常有才能,远远高于大学部的人”;此前他也直指中国学生不缺才华,但没有文化,因为很少看书,对乐器之外的音乐体悟太少,“独立思考在这里至今也还是个理 想。”
  他批评中国社会急功近利,“学琴的人以为把手指练得飞快,就会变成第二个郎朗。我对郎朗是很佩服的,他是一个钢琴天才,可是,以他作为榜样,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”他甚至预言,大批的孩子学琴,5到10年之后,中国只不过多了 “一批光彩的手指”而已,这与做人、做艺术家的境界,相去甚远。
  在一些人看来,傅聪是神秘的,他回应道:“大多数人,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到的快乐,这个世界难以进入,更难以脱开,因为它太美、太迷人了。这种乐趣难以描述,我只能用‘悠然心会,妙处难与君说’来形容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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